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ldo;南北讲好,与民休息&rdo;,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ldo;隆兴和议&rdo;。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
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ldo;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rdo;孝宗当即表示:&ldo;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rdo;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ldo;军需未备&rdo;为由,要孝宗&ldo;待时而动&rdo;,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ldo;中外无事&rdo;、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得与失:孝宗重振皇权的努力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