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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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