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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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
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2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
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
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
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
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
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
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
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
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
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
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
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
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
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
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
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