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ldo;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rdo;他说:
&ldo;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rdo;他告诉我:&ldo;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rdo;
我切齿痛恨的说:&ldo;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rdo;王明回答说:&ldo;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rdo;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ldo;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rdo;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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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