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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起义前夕，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受伤，革命机关遭到破坏，革命的旗帜、文告及党人名册全被搜走，起义计划暴露。起义总指挥部及其他机关也被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或逃亡。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见事态紧急，决定自行秘密联络，发动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和广大士兵在熊秉坤率领下，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便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国号为&ldo;中华民国&rdo;，废除大清年号。同时，号召各地发动起义，共同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制。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清朝的覆灭，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和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下，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临时政府北迁，辛亥革命失败。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新政治新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致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1年到1913年全国共成立了实业团体72个，几乎遍及各个省区，民族工商业的从业人数迅速增加。成立于1914年的中华全国工商会联合会，到1918年拥有会员162万多人；华侨商会的会员也有21万多人。

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公开下令祭天祀孔、尊孔读经。在社会上，孔教会等各种组织纷纷出现，他们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公开宣扬鬼神迷信。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动了一场旨在救国救民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参加了反袁的&ldo;二次革命&rdo;，失败后流亡日本。1916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后，他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猛烈地抨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被称为&ldo;思想界的明星&rdo;。

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它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鲜明地提出了&ldo;人权&rdo;和&ldo;科学&rdo;的口号。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提倡科学就是提倡自然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迷信。陈独秀抨击君主专制的腐败，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续数千年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其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针对尊孔复古逆流，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家学说，高举&ldo;打倒孔家店&rdo;的大旗。陈独秀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是阻碍中国人民觉醒的最大敌人。倡导者们还以进化论阐明，孔子学说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它与民权、平等的民主共和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

第56节：历史上的那些事儿（56）

第三，提出&ldo;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rdo;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要求从形式到内容对文学进行改革。白话文写作由此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

这次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运动倡导者思想的局限，给运动带来严重的缺点。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它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之久、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破除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民的束缚，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初步介绍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和自然科学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并为中国迅速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以及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物质思想准备。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十月革命的影响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事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等协约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初，英、美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曾正式对德、奥宣战，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七项要求和废除&ldo;二十一条&rdo;的要求。但是会议在英、美、法等国操纵下，根本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并在和约中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当时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