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文学网

第59章（第1页）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ldo;十一&rdo;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ldo;叶辛代表作系列&rdo;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机地代表出版社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书印出20多万册，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经他和社里领导商定，决定给我出版10卷本的《叶辛文集》。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2）

这消息于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作家，还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兴的事吗？

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叶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卷地拟订了文集的具体内容。回上海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夜里重读和修订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版的那些作品，从近30本书稿中编选出一套文集来。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连续几个月时间，我自己都奇怪身体竟然也挺过来了。

一年之后，10卷本的《叶辛文集》印了1．3万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众化的平装本，还印了精装本，红、白两色的豪华珍藏本。凡是看到书的人，都说这书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诉我，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除了自己埋头校改、跑印刷厂、叮嘱美编之外，还发动自己的老伴老杨同志（也是一位编辑），和他一道来看校样。两双眼睛校改，总比一双眼睛更为细致罢。

老周不但是一位认真负责、充满责任感的编辑，还是一位热心于学习，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他年纪比我大，但却比我早学会了电脑。还把他初识电脑以后打印得十分漂亮的书信、合同文本及他业余写作的小说，寄给我看。鼓励我也尽快地掌握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出版社发行科应各地新华书店的邀请，安排我去往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老周和我商量，并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开，他也总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书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事项和安全措施。签书过程中他则不时充当摄影师拍照，接受记者的采访，帮助维持秩序，征求读者对书籍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很多感人的瞬间。回南京以后，写下一篇又一篇见闻和随想，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