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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7月8日，当奥斯曼军队抵达埃迪尔内时，他们遭遇到保加利亚驻军的火力攻击。恩维尔按兵不动，直到保加利亚军队被说服撤出该城市，他才在第二天进入城内，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一边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追赶撤退中的保加利亚军，一边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巩固奥斯曼军的据点。目睹城中百姓遭受的灾难，奥斯曼士兵们解放埃迪尔内的喜悦也淡了不少。恩维尔如此描述眼前的惨剧：&ldo;可怜的土耳其人蹲坐在他们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上，老人遍体鳞伤，孤儿靠着政府的资助过活。每走一步就有千千万万的暴行映入我的眼帘。&rdo;[28]

7月，奥斯曼军趁保加利亚败于巴尔干邻国之际，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分领土。8月10日，保加利亚请和，奥斯曼军也因此确保对埃迪尔内与色雷斯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恩维尔再次受到褒奖；这位&ldo;自由战士&rdo;现在被称作&ldo;埃迪尔内解放者&rdo;了。奥斯曼举国上下均为此次胜利欢欣鼓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失败后赢得的这场胜利，使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受到了奥斯曼民众前所未有的爱戴。恩维尔这次突破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赞许，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写给德国友人汉斯&iddot;胡曼的信中他承认：&ldo;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人能在一夜之间闯入埃迪尔内。&rdo;[29]

由于受到战争与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已无法兑现1908年革命时的自由主义理想。联合派回应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的方法，就是加紧控制奥斯曼帝国仍存在争议的行省。为防止国家分裂，联合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效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法律，例如将对所有行省采取无区别的征税与征兵办法，且所有奥斯曼国民都将被迫使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

这些中央集权手段针对的是阿拉伯行省，以免这些行省出现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防止阿拉伯人效仿巴尔干各国那样寻求独立。1909年后，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地区与伊拉克的学校、法庭和政府办公室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一些底层工作。不出所料，这些受人诟病的措施令许多忠诚的阿拉伯子民对国家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的转变很心寒。于是，他们成立了民间团体来反对&ldo;土耳其化&rdo;。这些阿拉伯人仍称不上民族主义者，战前&ldo;阿拉伯民族主义&rdo;社团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呼吁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政治权利。然而，在一战过程中，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实现完全独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阿拉伯各行省中。奥斯曼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在诸多民间组织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ldo;阿拉伯‐奥斯曼兄弟协会&rdo;，以及讨论公众关心的文化问题的&ldo;文化俱乐部&rdo;。众多改革团体在贝鲁特与巴士拉成立，而&ldo;国家科学俱乐部&rdo;则位于巴格达。这些组织在奥斯曼当局知情的前提下公开会面，并接受秘密警察的全面监督。[30]

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主义团体并不受制于奥斯曼政府与警察。&ldo;青年阿拉伯协会&rdo;，亦称&ldo;法塔特&rdo;（来自其阿拉伯名ja｀iyyaal-｀arabiyyaal-fatat），于1909年由一批叙利亚穆斯林在巴黎创立。&ldo;法塔特&rdo;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该协会创始人之一‐陶菲克&iddot;纳图尔（tawfiqal-natur）回忆道：&ldo;我们阿拉伯人想要的，只是在奥斯曼帝国中与土耳其人获得同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把帝国塑造成一个由两个伟大民族‐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国家。&rdo;[31]

191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了&ldo;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rdo;（ottoandecentralizationparty）。这群开罗的阿拉伯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拒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集权政策，辩称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参考瑞士那种政府权力下放与各州自治的模式，但不同的是他们拥护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各民族团结，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日益壮大令联合派忧心忡忡。因之前的分散管理已经导致了数次巴尔干战争，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愿再理会诸如权力下放或二元君主制这样的要求了。1913年2月，贝鲁特革命协会发表了一份呼吁行政权力下放的宣言，奥斯曼当局随即将其取缔。1913年4月8日，警察关停了贝鲁特革命协会的办公室，并命令该组织自行解散。一些有影响力的协会成员便发起了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并组织向大维齐尔请愿，抗议关停协会的做法。数名协会成员因煽动罢工被捕。贝鲁特由此进入了为期一周充满张力的政治危机时期。罢工一直持续到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才停止，但贝鲁特革命协会办公室的大门从此再未开启，协会成员只得秘密会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活动也自此转入地下。

面对奥斯曼当局日益严重的压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的事业转向了国际社会。巴黎的&ldo;法塔特&rdo;成员决意在法国首都召开会议，充分享受免受奥斯曼当局镇压的议政自由，并为他们的诉求寻求国际支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欧洲以及美洲的各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都接到了出席邀请。尽管奥斯曼驻法国大使竭尽全力阻止会议召开，但仍有来自帝国阿拉伯行省的23名代表‐11名穆斯林，11名基督教徒，以及1名犹太人‐成功抵达巴黎，参加了于1913年6月18日举行的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