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里夫侯赛因派儿子费塞尔赴大马士革与伊斯坦布尔收集情报。能说会道的费塞尔是此次情报收集工作的最佳人选。他曾任奥斯曼议会的汉志代表,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但又敢于针砭时弊,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帝国这一边。表面上,费塞尔此次前去拜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大维齐尔,旨在表达他父亲对维希普帕夏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让他下台的不满。通过观察他们的反应,费塞尔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将来他父亲是否仍能在奥斯曼政府立足。不过对埃米尔来说,费塞尔往返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到访大马士革也同样举足轻重。费塞尔将与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接洽,确认法尔兹的口信,并考察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起义。[7]
1915年3月末,费塞尔抵达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邀请费塞尔下榻他的住所。费塞尔推辞说已答应巴克利家族的邀请,盛情难却。白天,他与奥斯曼官员讨论了战争的进程。此前杰马勒攻占苏伊士运河的首次尝试没能成功,他希望第二次的行动能得到哈希姆家族成员的支持。夜里,费塞尔在相对安全的巴克利家,与各个阿拉伯主义组织的成员会面。
在确认费塞尔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后,阿拉伯主义者们便与这位麦加埃米尔之子谈论起他们的抱负。他们想要脱离奥斯曼帝国,但又担心欧洲国家觊觎他们的领土,法国对叙利亚垂涎已久更是人尽皆知。他们想要先确保阿拉伯独立,再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为回报阿拉伯主义者们对他的信任,费塞尔透露哈希姆家族成员与英国人谈判的主要内容‐英国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英国将确保阿拉伯获得独立。在费塞尔重新启程赶赴伊斯坦布尔之前,他已加入秘密武装组织&ldo;契约党&rdo;及民间组织&ldo;法塔特&rdo;。英国支持阿拉伯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他把这个中滋味留给阿拉伯的行动家们自己去琢磨。
在伊斯坦布尔,费塞尔拜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15年5月初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协约国部队已攻占赫勒思角与澳新湾,奥斯曼政府也已开始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第一轮行动。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阿拉伯人的信任比对亚美尼亚人多不了多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费塞尔向他们转达了父亲对汉志总督的不满。
奥斯曼政府对此表示遗憾,称维希普帕夏的信件只是&ldo;一场误会&rdo;,但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对谢里夫侯赛因统治的威胁。塔拉特与恩维尔敦促哈希姆家族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若麦加埃米尔能够支持苏丹发起的圣战号召,并派出部落军协助发动新一轮的西奈战役,则他的人身安全及其在麦加的领导地位都有保障。恩维尔与塔拉特还起草文书,重申了纲要,让费塞尔带回去给他的父亲。1915年5月中旬,费塞尔离开伊斯坦布尔。那时,他已清楚了奥斯曼政府就此事的立场:谢里夫侯赛因需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否则就会被消灭。
回到大马士革后,费塞尔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秘密组织的成员们相信,基奇纳伯爵的承诺也许能为阿拉伯独立提供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着手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不过,他们希望英国能明确对阿拉伯领土作出清晰的界定。他们把自己的条件列在一份文件中,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草案》(daascprotol)。
《大马士革草案》中划定的阿拉伯领土均在自然地界之内:北部边境从奇里乞亚沿海城市梅尔辛起,沿安纳托利亚高原脚下的平原地带(以今天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比雷吉克、乌尔法与马尔丁等城镇为界),一直延伸到波斯边界;东部沿波斯‐奥斯曼帝国边境,直至下游的波斯湾;南部以阿拉伯海与印度洋为界,西部直达红海和地中海。如此一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控制的领土便覆盖了大叙利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阿拉伯半岛。因此,他们愿意让出亚丁港市,维持英国对那里的统治。此外,《大马士革草案》还呼吁双方通过进一步签署防御联盟条约和&ldo;经济互惠&rdo;,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8]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领导层授权谢里夫侯赛因,就阿拉伯独立一事,按草案当中确立的方针与英国展开谈判。倘若谢里夫侯赛因能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就承诺响应他的号召,发动起义。一旦起义最终成功,他们便认他作&ldo;阿拉伯国王&rdo;。费塞尔返回麦加,将《大马士革草案》与恩维尔和塔拉特写的信一并交给了父亲。至此,费塞尔圆满完成任务,带回了他父亲做出抉择所需的一切信息: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还是寻求阿拉伯独立。
1915年6月20日,即费塞尔返回麦加当天,谢里夫侯赛因召集儿子们举行战争会议。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对打破中立,加入一战的某一方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他们决定先将草案的内容告知驻埃及的英国当局。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给他在开罗的熟人‐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iddot;斯托尔斯写了一封信。阿卜杜拉宣称代表&ldo;全体阿拉伯人&rdo;,请求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助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过,阿卜杜拉希望英国能接受一些&ldo;基本条件&rdo;,作为与其缔结战时联盟的基础。在1915年7月14日的信中,阿卜杜拉逐字逐句地复述了《大马士革草案》的内容,并请求&ldo;英国政府在30天时间内作出明确的答复&rdo;。阿卜杜拉与英国政府间的书信往来由此开始,后人统称这些信件为&ldo;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rdo;,其中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做出了最全面、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战时协议。[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