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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6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ldo;文化大革命&rdo;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ldo;四人帮&rdo;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ldo;四人帮&rdo;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ldo;四人帮&rdo;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ldo;四人帮&rdo;诬蔑政研室是&ldo;邓记谣言公司&rdo;，诬蔑邓小平同志&ldo;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rdo;，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ldo;四人帮&rdo;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ldo;四人帮&rdo;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ldo;四人帮&rdo;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ldo;四人帮&rdo;压垮；&ldo;四人帮&rdo;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ot;四人帮&ot;印的批&ot;三株大毒草&ot;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我说，&ldo;文化大革命&rdo;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ldo;大跃进&rdo;时期，看到听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惊心动魄。没有想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经过共产党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ldo;文革&rdo;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邓小平的大寨讲话，看到邓小平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ot;文化大革命&ot;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ot;九一八&ot;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