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ldo;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rdo;,又说&ldo;临考一时运&rdo;,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ldo;百岁观场&rdo;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iddot;文苑传》有传。文云:
&ldo;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长。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
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闱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捡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果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傈,以下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萐自如,诸生什伯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放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离立倚语者。有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