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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第三，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义军中，业已享有领袖的地位。他自称&ldo;本营&rdo;，下文却宣布&ldo;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rdo;，表明到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罗汝才、革、左五营之间的关系，已从联营作战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军过渡了。

第二节起义军的走向统一和&ldo;罗、贺事件&rdo;

同许多史籍的记载相反，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逐渐实现的。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把高迎祥描绘成前期的各部义军的共同领袖，在他牺牲以后李自成又被推举为&ldo;闯王&rdo;、继承领袖地位的说法，根本违反事实。直至我们在这里所述说的各部义军建立统一领导之前，各部之间只有偶尔的协同作战，而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领导。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从崇祯十五年夏天起，经过长期时分时合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军，终于在李自成的周围逐渐走向统一。攻取开封时，李自成已被推举为&ldo;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rdo;。到南下湖广襄阳等地区时，李自成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ldo;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rdo;，从而出现了百川分流，同归于海的兴旺发达局面。当时，除了张献忠部以外，各支起义军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罗汝才在实力和威望上仅次于李自成，被推为&ldo;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rdo;，但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统一号令是义军实现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统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各营领袖长期习惯于各掌各的盘子，遇事自作主张，现在要转到遵命而行；原先是平起平坐的战友关系，各营之间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保持着行动的完全自由，现在却要改为严格的上下级从属关系。这对于具有小生产者狭隘性的农民领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象罗汝才和革、左五营中的马守应、贺一龙这几位实力最强的领袖来说，更不容易做到放下架子，听命于人。从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称号中，就预示着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称&ldo;奉天&rdo;，一个称&ldo;代天&rdo;，天岂可代？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爆发为公开的对抗。最终不得不以李自成处死罗汝才、贺一龙的方式来解决统一过程中的这个矛盾。

罗汝才和贺一龙被杀的经过，由于是起义军最高领导层中的内部斗争，确凿情况不易为外界所知。各种史籍的记载因消息来源不同而分歧甚大。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三月初，李自成以设宴为名，请罗汝才、贺一龙到老营赴宴。罗汝才心怀疑惧，借故谢绝；贺一龙却应邀而至。席间，李自成即命埋伏在左右的士卒把贺一龙处死。次日清晨，李自成亲领精骑一百余人来到曹营，说是有重要事情同罗汝才商量，进入罗汝才的卧室后即将罗杀死。接着向曹营的将士宣布罗汝才&ldo;通敌&rdo;的罪状，说明处决是迫不得已15。

在李自成领导下实现起义军的统一，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为什么在统一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竟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演出了一幕幕血光剑影的场面呢？除了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以外，地主阶级的插手，多方施展反间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ldo;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rdo;说明明政府早已侦知李、罗之间存在隔阂的情报。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去扩大和加深义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义军内部的火并。侯恂在疏中就建议，应该&ldo;伺隙设间，溃其腹心，贼必变自内生。&rdo;16在这以前，大学士薛国观为朱由检起草的诏书，就曾经&ldo;谕河南总兵左良玉、陈永福，以数千金行反间，使自成杀汝才。&rdo;17崇祯十五年义军围攻开封时，河南巡抚高名衡即伪造了一封给罗汝才的&ldo;覆信&rdo;，信中说：&ldo;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rdo;送信时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ldo;闯信之，后解围，于襄阳遂杀曹。书稿得于西门公馆书箧内，人始知公计也。&rdo;18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也记叙了一个黄州生员陈某，混入义军后在李自成、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ldo;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rdo;他先&ldo;说自成曰：&lso;汝才必为变。&rso;自成不应。过汝才曰：&lso;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rso;汝才曰：&lso;善，生其为我行之。&rso;陈生故分&lso;前&rso;、&lso;后&rso;，&lso;左&rso;、&lso;右&rso;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lso;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rso;自成侦之而信，遂杀汝才。&rdo;这些事实说明，起义军内部斗争的激化，同明政府的反间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在起义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存汉录》说：&ldo;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计笼络，半月始定。&rdo;《平寇志》说，汝才被杀后&ldo;一军大譁，闯贼以大队兵胁之，七日始定。&rdo;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罗汝才被处死以后，他的部将杨承祖、王龙等同李自成结下了怨仇，竟率所部向明陕西总督孙传庭投降。明大学士蒋德璟在这年五月初三日的揭帖中说：&ldo;顷见秦督孙传庭驰报曹操部将杨承祖投降一疏，内称其敢战多谋，为操骁将。操既被闯杀害，其部下哨目精兵与闯自相携贰，真天欲亡闯一机。惟加衔都司出自该督给札，似当即下兵部径以实衔与之，庶益知感奋用命。其余部混天狼及刘副将军，皆可乘机招致。自此贼势益孤，便易为力。……&rdo;19蒋德璟的揭帖，反映了明廷妄图利用罗、贺事件削弱义军的侥幸心理，也证明义军中曾经出现过局部混乱的事实。我们在分析&ldo;罗、贺事件&rdo;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既要看到地主阶级从中插手，挑拨离间；也要看到它主要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动摇性。决不能为了歌颂李自成，就把罗汝才、贺一龙说成是农民革命中的叛徒、分裂主义头子。甚至违反事实地把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后一度出现的混乱，描绘成全军欢腾，一致拥护李自成的果断措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中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采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能因为李自成在实现农民军统一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过于激烈而多所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