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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第1页）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ldo;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rdo;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ldo;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rdo;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ldo;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rdo;）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ldo;把我带回去!&rdo;洛谢夫反唇相讥说：&ldo;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rdo;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ldo;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lso;土匪&rso;、&lso;流氓&rso;之类的话收回去吧。&rdo;

&ldo;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rdo;

&ldo;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rdo;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ldo;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rdo;。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ldo;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rdo;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ldo;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rdo;&ldo;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rdo;&ldo;那更得这么写了。&rdo;&ldo;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rdo;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ldo;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rso;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ldo;洛斯&rdo;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ldo;利斯&rdo;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ldo;亲收&rdo;，而里面夹着&ldo;请转交联合国&rdo;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ldo;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rdo;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ldo;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rdo;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ldo;清理&rdo;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iddot;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