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ldo;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rdo;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