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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3章（第2页）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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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