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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巴拉基昂随即向奥斯曼移民局的官员汇报，称他从柏林归来，并表示拥护德国，支持土德交好。一位海关人员被巴拉基昂的爱国宣言所打动，他劝告这位亚美尼亚神父：&ldo;埃芬迪，你那些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跟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再为俄国效力了。他们对俄、法、英三国的感情和热爱已经到了俄国赢他们笑、俄国输他们哭的地步了。他们这样今后会惹来大麻烦的。&rdo;刚到伊斯坦布尔不久，巴拉基昂便亲眼看见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公开支持协约国战事，这也印证了那位海关官员的话。

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时，亚美尼亚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即将脱离土耳其统治的欣喜。巴拉基昂反问道：&ldo;毕竟，威武的英法战舰不是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了吗？君士坦丁堡看来岂非几日之内就要陷落？&rdo;他沮丧地看着其他亚美尼亚人每天聚在一起，期待共同见证&ldo;雄壮的英国舰队朝博斯普鲁斯海峡驶来，目的当然是解救亚美尼亚人&rdo;。巴拉基昂宣称，他的这些同胞&ldo;相信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朝思暮想的建国梦终于要实现了&rdo;。这让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面临生死劫时，却&ldo;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rdo;。这种反差注定会导致暴力。[11]

身在奇里乞亚的塔拉特帕夏与其同僚，正在实施针对亚美尼亚团体的第一步行动。1914年12月，英国&ldo;多利斯&rdo;号对德尔特约尔至伊斯坎德伦的铁路线及线上的所有车辆发动炮击，这证实伊斯坎德伦湾周边地区极易遭受海上攻击。协约国战舰继续封锁、炮击奇里乞亚海岸线，并派间谍上岸活动。亚美尼亚激进分子疑似在协助这些外国特务，在奥斯曼军弹尽粮绝之时还向特务提供军队规模等情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向德国陆军元帅保罗&iddot;冯&iddot;兴登堡透露：&ldo;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敌军还未发现我们（在奇里乞亚）的兵力薄弱。&rdo;由于无法扩充当地奥斯曼军的规模，恩维尔与塔拉特选择强制迁移他们无法信任的亚美尼亚团体。[12]

1915年2月，奥斯曼政府开始将亚美尼亚人从德尔特约尔与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土耳其名为伊斯坎德伦）驱逐至阿达纳地区。他们按照与希腊的人口交换模式，把穆斯林难民安置在亚美尼亚人被强制清空的土地上。这种驱逐使土耳其减轻在伊斯坎德伦湾的担忧，却罔顾颠沛流离的亚美尼亚人的福祉，致其只得靠阿达纳地区的教友接济度日。奥斯曼政府如此的漠视行为令他们回想起此前的大屠杀，使得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团体惴惴不安。[13]

德尔特约尔东北方约65英里处有个泽伊顿村，那里的激进分子策划发动起义，以阻挠奥斯曼政府的第一批驱逐行动。2月中旬，一群亚美尼亚起义者从泽伊顿赶赴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今属格鲁吉亚），以寻求俄国人的武力支援。他们宣称有15万人已准备揭竿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许多亚美尼亚人还错误地认为，只要叛乱成规模，协约国也许便能出手维护亚美尼亚人。然而，俄国人无法给他们武器，更别提派遣部队前往距边境如此遥远的奇里乞亚，去帮助那里的亚美尼亚人了。[14]

2月末，泽伊顿的亚美尼亚显贵坐立难安，他们向奥斯曼当局报告称，一群激进分子正在策划谋反。这些基督教领导人期望通过这种表忠心的方式，以防亚美尼亚群体受到攻击。然而，他们的告发最终只换来了亚美尼亚人最害怕的报复行为。奥斯曼士兵赶到泽伊顿大肆逮捕群众，许多年轻人逃到农村避难，并在那里加入了亚美尼亚起义组织，后者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与逃兵一起，准备对抗奥斯曼政府。

3月9日，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在泽伊顿附近伏击奥斯曼宪兵队，打死一些宪兵（报道从6人到15人不等），还抢光他们的武器与钱。结果，奥斯曼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心彻底驱逐泽伊顿的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士兵封锁该地区，并逮捕当地的亚美尼亚显贵。4月至7月，泽伊顿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到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小镇科尼亚，穆斯林移民占据了他们原来的家。这些人身无分文，一路上又鲜有食物或保护，科尼亚有7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无家可归。那年夏天约1500人死于饥饿与疾病。之后，这些泽伊顿亚美尼亚人又被二次驱逐，赶往叙利亚。[15]

1915年4月，协约国在达达尼尔登陆的前夕，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将重心从奇里乞亚转至伊斯坦布尔。他们计划褫夺亚美尼亚团体的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防止未来协约国入侵首都后，这些亚美尼亚显要与入侵者串通一气。4月24日晚，土耳其警察按照亚美尼亚人协助制定的黑名单，逮捕了240名亚美尼亚重要人士，其中包括政客、记者、亚美尼亚民族党派成员、教授，以及宗教权威人物。由于行动时已是深夜，许多被捕者抵达监狱时仍穿着睡衣。

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iddot;巴拉基昂就是当晚被捕的。他与其他被捕者一样，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警察给惊呆了。他们带他下楼，坐上了等在街边的一辆&ldo;血红色大巴&rdo;。巴拉基昂与其余8位伙伴一起被送上渡轮，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到了欧洲区。他后来回忆称：&ldo;那一晚我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大海波涛汹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rdo;巴拉基昂一行人被押入中央监狱，在那里他见到了其他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ldo;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革命领袖与政治领导、公众人物、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知识分子。&rdo;当晚，大巴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批批被捕人士，这些人&ldo;精神上饱受折磨，对未知充满了恐惧，亟需抚慰&rdo;。第二天，远处隐约传来协约国炮弹的轰炸声，他们正在掩护加里波利的登陆行动。听着那些滚滚如雷的不祥之声，这群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不知自己是末日来临，还是自由在望。[16]